[教育要闻]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怀进鹏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建党百年的关键历史节点，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开启的特殊历史时刻，回顾百年奋斗历程，总结重大历史经验，树起了一座永恒的历史丰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饱含深情、激荡人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全党在新的重大历史关头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指明了方向。《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深刻揭示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基因和密码，充分彰显我们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必将有力指引我们更好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肩负的使命更为重大。教育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坚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做到从政治上看教育、从民生上抓教育、从规律上办教育，不断开创新时代教育工作新局面。
一是坚定不移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确保教育领域始终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百年党史表明，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六中全会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体现全党共同意志、反映人民共同心声，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起到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教育发展提供根本遵循，推动我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健全，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新时代新征程，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时刻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九个坚持”重要论述纳入党组工作顶层设计，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政治要件，作为党组会“第一议题”，健全对标对表、校准偏差、狠抓落实长效机制。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抓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落实，推动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加强民办学校、高职院校、高校附属医院党建工作，进一步健全党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工作格局。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扛好“两个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推动形成严的氛围，优化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
二是坚定不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六中全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今天的学生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系统积极推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创新，加快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将“五育并举”要求落实在各科课堂教学之中、渗透在校园生活各环节、延伸到学生发展各方面，目标明确、内容完善、标准健全、运行科学、保障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加快形成。
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持续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育人体系，按照“六个下功夫”的要求，谋划实施好时代新人培育工程。加强“大思政课”建设，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学术、进学科、进课程、进培训、进读本，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中小学5册读本，建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群，坚定不移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顶层设计，统筹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专业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用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健全教材建设和管理制度，发挥教材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作用。对照《决议》，出台《新时代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规划》，抓紧启动相关教材编写和修订工作，推动全会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深化体教融合，毫不松懈抓好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深入开展劳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三是坚定不移践行人民至上，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人民至上，是全会总结的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我国有近2.9亿在校学生，教育关系千家万户，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加快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群体教育发展差距，全面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义务教育阶段辍学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人民受教育权得到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增强。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以人民满意作为重要检验标尺，始终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把“双减”作为“一号工程”，校外治理与校内提质联动，制度建设和监督检查并进，确保党中央决策落地见效。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义务教育结构，完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着力补齐农村地区和城市新增人口集中地区学前教育资源短板。整体提升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水平。加大倾斜力度，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办好特殊教育，加快发展民族教育，以“互联网+”教育更好实现教育有效均衡。围绕促进共同富裕，在“有学上”基础上加快构建满足人民“上好学”愿望的教育体系，努力让教育资源全程伴随每个人、让教育成果平等面向每个人、让教育过程全面发展每个人、让教育效能深度助力每个人，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四是坚定不移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六中全会强调，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指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强调“我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坚持“四个服务”，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健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科研能力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始终把教育放在“两个大局”中考量，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效推进不同阶段教育差异化发展、分类发展，提高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要加快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大对基础学科、交叉学科和急需、冷门学科专业的支持力度，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把绿色低碳要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施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把教育信息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有力支撑，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质升级国家教育资源公共平台，探索教育大资源建设与应用。加快高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聚焦关键领域核心技术集中攻关，以高质量科技创新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加快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破除“五唯”顽瘴痼疾，深化依法治教，强化督导权威，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加强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和“大先生”，培养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五是坚定不移传承弘扬党的宝贵历史经验，鼓起教育系统广大干部、教职员工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积累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至上、理论创新等“十个坚持”历史经验，这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密钥”，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与时俱进、传承弘扬。
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险阻。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十个坚持”历史经验的丰富内容、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将其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的指南指针，作为攻坚克难、战胜风险的借鉴启示，保持宏大历史视野，引导广大干部用历史观照现实、指引未来，分析洞察第二个百年教育的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不断提升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结合，把全会精神转化为目标愿景、政策举措，使落实的过程成为提升政治能力、执行能力、沟通能力、谋划能力的过程。要始终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确保教育系统安全和谐稳定。要用历史经验，用伟大建党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加强党性修养、锤炼政治品格，始终把办好教育作为使命召唤、作为理想信念、作为永无止境的高尚事业，砥砺初心、淬炼灵魂，鼓起干事创业精气神。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踏上新征程，教育系统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相结合，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与巡视整改相结合，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凝聚力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教育强国，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部署做好
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会议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11月19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召开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分析研判形势，对2022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翁铁慧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在各地教育部门、人社部门和有关部门以及高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进展好于预期，毕业去向落实情况总体稳定。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各地各高校要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讲政治的高度、保民生的角度、促发展的要求、办教育的使命，充分认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意义，努力开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各地各高校要坚决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提前谋划、及早部署、形成合力。要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鼓励中小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引导支持灵活就业，大力支持创新创业。要开拓政策性岗位，配合做好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工作，组织实施好基层项目，加大基层社区岗位开发，着力稳住政策性岗位和市场性岗位的“基本盘”。要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强化校内岗位信息、各类资源、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供给，为毕业生提供不断线和优质便捷的就业服务。要加强就业指导，做好职业生涯教育和就业实习实践，开展就业育人主题教育，引导毕业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要加强重点群体帮扶，启动实施“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宏志助航计划”，按照“一人一档”“一人一策”要求帮扶就业困难毕业生，做好高职百万扩招毕业生就业服务。要压实工作责任，落实“一把手”工程，建强工作队伍，加强宣传引导，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湖北省教育厅、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河西学院、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作会议交流发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统计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各省各普通高校设分会场。（摘编自教育部网站）
[高端论坛]
我国高等学校“部省合建”政策创新及其现实省思
一、“部省合建”政策的缘起与形成
1.“部省合建”与“省部共建”的关系
要说清楚“部省合建”政策的缘起，必然涉及“省部共建”。虽然有关部门没有明确说明“部省合建”政策命名的具体原因，但无论是从政策命名的思维惯性还是从政策内涵的关联性来看，“部省合建”与“省部共建”都有密切关系。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8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曾说，“部省合建”是“省部共建”的升级版。“省部共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探索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机制。根据不同时期“省部共建”政策针对性的不同，可以将“省部共建”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省部共建教育部直属高校。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开始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21世纪”，教育部着手筹划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其中，“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等学校和有关学科）应运而生。“211工程”建设的基本思路之一，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省级政府支持“211工程”建设。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如广东省，率先对纳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教育部直属高校给予经费和政策支持，由此产生了“省部共建”政策雏形。1998年“985工程”启动之后，教育部也以“省部共建”方式推动有关省级政府在资金和政策方面支持辖区内“985工程”高校开展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建设。
第二类是省部共建地方高校。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以解决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和“多头管理”问题，形成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两级管理，地方高等教育以省级人民政府统筹为主的新体制。1998年12月发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除少数关系国家发展全局以及行业性很强需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高等学校外，其他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由省级政府管理或者以地方为主与国家共建”，明确提出了“以地方为主与国家共建”的省部共建地方高校模式。这次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按照“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工作方针，对相关高校所属关系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由此产生了大量“划转高校”和“合并高校”。为了保障这些高校在所属关系调整后的平稳过渡和持续发展，有关部门大力号召和推进“省部共建”，甚至“省－部－部（委、局）共建”。“省部共建”虽然形式多样，但主体是省部共建地方高校，包括大量划转到地方的行业性高校。
第三类是省部共建中西部高等教育薄弱地区高校。在开展上述两类“省部共建”的同时，2004年2月，教育部经过认真、慎重的论证和研究，决定与河南省共建郑州大学，郑州大学因此被称为我国第一所真正意义的“省部共建大学”。这类“省部共建”，虽然在形式上仍是省属高校所在地的省级政府与教育部共建省属高校，但“省部共建”的针对性和政策目标出现了重大变化。河南省是高等教育人口大省，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非常薄弱，全省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因此，省部共建郑州大学，意味着出现了专门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薄弱地区高校的“省部共建”，并隐含着郑州大学试图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目标诉求。教育部在与河南省签署省部共建郑州大学协议后不到一个月，即决定并实施在中西部地区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各共建一所省属地方高校。这种“省部共建”思路，对“部省合建”政策基本思路和模式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013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简称《振兴计划》）。《振兴计划》是“部省合建”政策的前奏，其中明确提出，“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每个省份建设1所地方高水平大学”。2013年5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作的实施意见》，也延续了这一基本思路，提出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中西部省区，各支持建设1所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以有效增加中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需要，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可以看出，省部共建中西部高等教育薄弱地区高校的模式，是“部省合建”政策的直接源头。
2.“部省合建”政策是相关政策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
“部省合建”的政策主体主要有相关高校、相关高校所在地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正是在这三个主要政策主体共同努力下，“部省合建”政策才得以正式出台并启动实施。相关高校是“部省合建”的重要政策主体之一，其初衷是希望教育部将学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因此，不少高校将跻身教育部直属高校作为学校改革与发展的“一号工程”，不少高校的主要领导、知名学者等利用自身影响力，通过各种渠道和途径充分表达本校利益诉求。这种强烈的发展诉求，推动中西部地区14所高校形成了合作联盟。他们希望通过合作联盟集体表达利益诉求，使这一政策问题成为政府政策议题，从而进入政策决策程序。2013年，郑州大学、贵州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南昌大学、云南大学、海南大学、青海大学、西藏大学、内蒙古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14所中西部高校，共同成立了“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协作联盟”。2016年7月，该联盟更名为“中西部一省一校国家重点建设大学联盟”，简称Z14。“Z14”高校为争取中央政府更大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一直坚持“集体发声、集体行动”，每年由14所高校轮流承办专题会议，通过会议论坛、媒体访谈、向有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等方式，呼吁有关部门进一步重视中西部高水平大学建设。2016年1月，“Z14”高校以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重新审视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战略意义”为题，联名上报国务院、教育部主要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使此议题得到国务院、教育部决策者的关注。
作为政策主体之一的中西部地区有关省级政府，也将支持本地高水平大学进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作为一项重点行动。“十三五”以来，陆续有多个省份将所属有关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作为一项重要议题安排部署。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新疆大学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西藏自治区关于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意见》提出“支持西藏大学进入教育部直属高校行列”；《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部省合建南昌大学的实施意见》提出“支持南昌大学承担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应责任和义务”。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有关省级政府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资源，向有关部门表达利益诉求，积极寻求机会推动本地有关高校进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另外，从2013年开始，每年全国“两会”期间，“Z14”高校中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在各种场合提出建设中西部高水平大学的政策建议。他们还在高等教育相关会议和论坛上频繁发声，从实现教育公平和推进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反复强调中西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性。如2015年，全国人大代表、时任贵州大学校长郑强作为Z14秘书长，在不同场合多次建议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中西部14个省份建立教育部直属高校。在相关高校及其联盟、“政策企业家”以及有关省级政府共同努力下，中央政府决策者确认了政策议题，从而促成了“部省合建”政策的出台和实施。2016年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通过补“短板”，夯实发展基础、促进社会公平，并确定了支持中西部教育发展的六项措施，其中之一即“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扩大中西部学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2016年6月1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按‘一省一校’原则，重点建设14所高校，推动管理体制、办学体制、人才培养模式和保障机制改革。”2018年2月9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30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部省合建方案；2月24日，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主持召开支持和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座谈会，宣告开启“部省合建”政策。会后，教育部分别与合建高校所在省（自治区）及兵团签署了部省合建协议，“部省合建”政策开始正式实施。
二、“部省合建”政策各行动主体的行动逻辑
部省合建”政策的出台及实施，是中央政府、相关省级政府以及相关高校等行动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各行动主体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实现了“部省合建”政策目标耦合，政策结果体现出多重行动逻辑。
1.中央政府的行动逻辑
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进行战略性调整“部省合建”政策既关系到解决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更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利益、发展大局以及实现教育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既关系到中央政府执政利益，又关系到满足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回应中西部高校发展诉求、实现高等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中央政府从战略高度定位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出台和实施“部省合建”政策，是中央政府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中央政府对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行过多次战略性调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大局”的经济社会发展思想：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是一个大局；东部地区发展之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也是一个大局。这种首先支持和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然后“先发带后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导向，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取向。因此，本身就具有相对较好基础的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东、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由此产生了因政策性原因导致的发展差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区域非均衡发展导致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开始拉大，逐渐暴露出收入分配不均、社会分层加剧等社会问题。因此，党中央着手从总体上解决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问题，确立了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并于1999年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由此形成了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关键节点”是制度或决策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时刻，往往对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在这个“关键节点”，我国第一次从中央顶层制度设计入手，对东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和规划，加大对西部地区整体开发力度。在此过程中，高等教育因其“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被摆在了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自此，支持和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开始成为中央政府的一项专项政策议题。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央政府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举措，以进一步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统筹区域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培植中西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促进高等教育合理布局，缩小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差距，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了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思路，成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制定的主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东中西呼应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要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增强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013年2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振兴计划》，标志着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关键节点”。《振兴计划》阐明了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重大战略意义，提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促进边疆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快推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举措”。《振兴计划》体现了对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了在中西部地区建设高水平大学这一政策议题，决定“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十二五’期间重点支持每个省份建设一所地方高水平大学”。这一决定也体现出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补偿性政策支持，对“部省合建”政策基本取向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部省合建”政策进入中央政府决策程序奠定了基础。
2.相关省级政府的行动逻辑
对省域高水平大学的扩散效应寄予厚望就隶属关系而言，“部省合建”高校虽然具有教育部准直属高校的身份，但仍属于省级政府管理的省属高校。2014年7月，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的意见》指出，省级地方政府应在统筹规划地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等方面发挥作用。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有关省级政府对本省域范围内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或国内高水平大学心存不甘，社会各界也将之作为衡量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甚至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内隐标准。这也成为有关省级政府全力推进“部省合建”政策出台和落地的重要原因。更为重要的是，高水平大学对于省域高等教育发展具有“增长极”效应。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x）提出，增长首先出现和集中于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样的行业会形成增长极，当这种行业增加其产出时，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能够带动其他产业产出的增长。教育发展也存在“增长极”，“教育的发展如同经济的发展一样，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而是首先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于一些生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教育产生不同的影响”。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有关省级政府之所以极力支持建设“部省合建”高校的原因。在省域高等教育系统中，“部省合建”高校就相当于“增长极”，打造高等教育“增长极”，会对省域高等教育发展产生扩散效应，形成优质高等教育集聚，带动省域高等教育发展，从而提升省域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省域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仅可以促进省域高等教育系统自身的发展，而且具有比较明显的溢出效应，对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区省级政府将“部省合建”视为创建本地区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抓手，给予高度重视。他们希望通过选择省域范围内的龙头高校进行重点扶持，使其进入“部省合建”高校序列，一方面加强省属高校发展和能力建设，大力提升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省域高等教育竞争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溢出效应，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双向互动，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3.相关高校的行动逻辑
对获取“身份标签”有着强烈诉求，自2011年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宣布不再增设“211工程”高校和“985工程”高校之后，“部省合建”高校作为一种新的“身份标签”成为高校竞相追逐的目标。对有关高校来说，“部省合建”政策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和建设资金等显性资源，更重要的是将会获得社会声誉、社会认可、社会影响力以及在权利配置等方面的大量隐性资源。在中央政府配置高等教育资源的情况下，“部省合建”高校将获得以国家权力保证的诸多优先性权利，如财政经费优先保障权、国家项目支持优先权、学科专业设置优先权、优秀师资配置优先权、优质生源获取优先权等。“部省合建”高校在获得诸多优先性权利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一种象征资本，即由权力保证的、制度化的、法定形式的象征资本。象征资本往往具有表征性、隐蔽性和个体感知性。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高校列入有关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程、计划，成为“国字号”高校，往往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隐性的象征权力和无形的社会资本。“部省合建”高校正是经中央政府合法化授权之后，被赋予了象征资本。象征资本通过社会文化和意义的建构，会在社会系统中形成一种意义体系和区分模式，同时构建出一套价值标准。正如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2018年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所说，“部省合建”高校是一块“金字招牌”。这块“金字招牌”以及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对待的“待遇”，也会影响民间质量立场的形成，成为公众评价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内隐标准。在目前我国高校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象征资本成为一种识别高校身份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符号”。因此，这种“金字招牌”、“象征资本”成为中西部14所相关高校孜孜以求的政策目标，谋求“身份标签”成为这些高校的一种主要行动逻辑。
三、“部省合建”政策的创新及其效应
1.“部省合建”在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
经过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和省两级办学、两级管理，地方高等教育以省级人民政府统筹为主的新体制。教育部主要负责管理直属高校，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省属高校，少量不便于由地方管理的高校，仍由相关业务部门管理。这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以高校所属关系为基础来确定高校管理关系的，“省部共建”也是以高校所属关系为基础的。但“部省合建”突破了以高校所属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分别针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和省属高校的高校管理体制，发展出教育部与省级政府同时管理、同时建设的第三种模式。按照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说法，“部省合建高校”是“部建高校”，但隶属管理不变。这就是说，“部省合建”政策突破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由所属关系决定管理关系和建设关系的模式，实现了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和创新。2018年2月，教育部与各合建高校、省级政府签订了部省合建协议书，协议书明确规定了三方行动主体的关系和职责。在现有隶属关系和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教育部参照直属高校模式对合建高校发展予以指导和支持，并将其纳入直属高校序列，在学科专业建设、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建设、考核评价、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对待。教育部各司局按照与“部属高校一视同仁”的方式积极履行职责；合建高校也承担教育部直属高校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省级政府在“部省合建”中发挥主体作用，按现有支持政策和资金渠道，继续加大对合建高校的资金支持和指导。教育部与相关省级政府建立统筹协调、上下联动的部省定期会商机制，及时解决部省合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部省合建”政策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将“部省合建”高校纳入准部属高校序列，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对待。从2018年6月开始，教育部有关文件就将“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列入文件抬头，将“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有关文件政策范围。如教育部社会科学司2018年发布的《关于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给予“部省合建”高校与教育部直属高校同等待遇，可以学校为单位独立申报。在此之前，有关高校只能以省级政府教育厅为单位进行申报。
二是多方支持。在教育部推动下，目前已基本形成教育部、省级政府、合建高校、对口合作高校四方联动的合建机制。教育部与各省级政府和兵团签署合建协议，在不改变现有隶属关系和管理体制基础上，发挥部、省、校三方作用。另外，这14所合建高校之前都是教育部确定的“对口支援”高校，根据教育部安排，这次由“对口支援”关系转变为“对口合作”关系。
2.“部省合建”政策的创新效应
“部省合建”在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产生了明显的政策效应，政策效力得到升级提升。从教育政策视角来看，“部省合建”不仅是对以往支持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相关政策的系统整合，更体现为政策效应的融合升级，在建设理念、地位以及支持力度上，都与以往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有着与众不同的扶持力度。
第一，政策和经费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为了落实“部省合建”政策，中央财政在设置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的同时，专门设立了“部省合建”专项资金。在专项经费拨付力度上，原“省部共建”高校每年能够获得的经费拨款在1000-2000万元左右，且不具有连续性。而“部省合建”政策进一步提升了专项经费支持的力度。如在2018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中，广西大学得到1.2亿元“部省合建”资金；石河子大学获得中央财政专项支持1.12亿元，其中“部省合建”专项资金5000万元。在中央财政的拉动下，14所高校所在地的省级政府也都加大了对合建高校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
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通过强调政策议题的重要性来增加行政压力之外，还通过在政策中加入专项经费等经济激励方式，进一步鼓励和调动地方政府的政策行为。自2018年“部省合建”政策实施以来，在教育部主导和推进下，各地方政府对政策的响应程度很高，普遍加大了对合建高校的资金支持力度。如2018、201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拨专项资金1.18亿元支持石河子大学；2018-202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共投入3.9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广西大学建设；河北省每年投入经费7000万元重点支持河北大学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贵州省财政厅拨付贵州大学专项资金合计8474.4万元支持学校发展，其中，2018年拨付3220万元，2019年拨付3380万元，2020年为1874.4万元；河南省财政给予专项资金18.2亿元支持郑州大学。
第二，干部和人员支持力度显著增强。由于对“部省合建”高校实行教育部和省级政府共同管理、共同建设的新体制机制，“部省合建”高校干部队伍建设得到加强。教育部与各合建高校及所在省（自治区）签订的合建协议明确提出，教育部支持各合建高校选优配强党委书记、校长，由省级人民政府任命，人选事先同教育部协商，其他校领导班子成员参照教育部直属高校领导干部任职标准配备；将合建高校领导班子成员、优秀干部列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干部培训相关计划，推动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合建高校干部双向挂职和交流任职等。
2018年以来，14所合建高校在书记、校长以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选配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与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干部双向挂职和交流任职。截至2019年11月，合建高校现任正职中有8名同志来自教育部直属高校；已有15名直属高校干部在合建高校领导班子任职。如北京大学黄桂田出任山西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杭侃挂职山西大学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副校长骆清铭担任海南大学校长。2019年12月以后，北京大学党委常委柴真出任石河子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北京大学方精云院士出任云南大学校长，北京大学人事部原部长刘波担任云南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仰麟出任山西大学党委书记；上海交通大学彭志科出任宁夏大学校长，清华大学王忠静出任宁夏大学副校长。
第三，“对口合作建设”成效显著。在“部省合建”政策导向下，教育部直属高校与14所合建高校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对口支援”升级为“部省合建”框架下的“对口合作建设”，由单向的“支援”关系升级为双向的“支持、合作与建设”关系。教育部在分析研究各校合作意向、学科特点，并与有关合建高校主要领导沟通的基础上，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升级，安排部署了37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与有关合建高校开展对口合作，将原来的“对口援建”机制提升为“团队式对口合作建设”机制，以在优势学科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力度，推动合建高校整体水平提升。对口合作建设以学科建设、师资培养、办学模式为重点，围绕“帮弱项、帮短板、帮重点、帮特色”，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寻求合作切入点，支持合建高校培育优势特色学科群、推进产学研协同创新，形成了“多帮一”、“一帮多”的格局，“对口合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如天津大学对海南大学的支持由原“对口支援海南大学建设发展”升级为“对口合作建设海南大学”，特别是在作物学一流学科及其他优势学科的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力度，推动学校整体水平提升。中国农业大学作为“部省合建”对口合作高校之一，在充分考虑各合作高校合作意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与海南大学的作物学（热带经济作物及食品产业）、石河子大学的农业工程（现代农业）、贵州大学的植物保护学（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以及河北大学的生物学（现代绿色产业）开展对口合作。
四、“部省合建”政策的现实省思
虽然“部省合建”政策产生了巨大的政策效应，但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以及合建高校之间的关系，让“部省合建”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制度保持活力，从而促进政策目标的全面达成，仍需要正视“部省合建”政策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1.要正视“以部为主、部省合建”工作机制面临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部省合建”政策是三大政策主体相互博弈后达成的一种政策妥协。
因为有关高校和省级政府最初的政策诉求，是将这14所高校升格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可能出于多种考虑，如不宜扩大教育部直属高校阵容，以及财政经费等方面的考虑等，并没有将其纳入直属高校序列，但又不能沿用“省部共建”的思路和模式，因此采取了一种妥协方案——给予这14所高校准部属高校身份，开展“部省合建”。通过妥协达成的政策，既可能蕴含着政策创新，也可能埋下政策风险，或者是创新与风险共存。准部属高校虽然不是部属高校，但按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说法，这些高校是不改变隶属关系的“部建高校”。相对于“省部共建”来说，“部省合建”将教育部摆在前面，表明相关高校的建设工作由教育部主导，其工作机制为“以部为主、部省合建”。“属”“建”分离、部省合建，虽然是一种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但这种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机制，一方面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难以把握之处。
首先，“属”“建”分离、部省合建是一种稳定性和稳健性都比较差的结构形态，是一种对协调工作依赖性极强的工作机制。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系统结构失去平衡，因此，需要极强的协调工作来维持平衡和稳定。从理论上来说，高校的“属”、“管”、“建”必须是同一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责、权、利相统一。如民办高校属于私法人和民间组织，那它就由私法人和民间组织来管理和建设。即隶属关系决定管理关系，管理关系决定建设主体。目前的“部省合建”政策，将省属高校交由教育部与省级政府“共管”，并以教育部为主来部省“合建”，使得省级政府只是省属高校建设的合作方，教育部成为省属高校建设的主导方。角色和职能的双重错位，给部省关系协调带来困难。但教育部和省级政府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部省关系通过什么机制来协调，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现实问题。目前实行的是教育部与相关省级政府建立统筹协调、上下联动的部省定期会商机制，来及时解决“部省合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与14个省级政府集体会商，还是与少数和个别省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单独会商？这都会影响会商工作的针对性和会商成效。这就是说，要保证“部省合建”政策的正常运行，需开展及时的、有针对性的部省会商和协调。因此，政策运行的协调成本高，政策运行效率低下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其次，“部省合建”建什么，如何实现部省合建，并没有得到明确规范。在政策设计层面，“共管”和“合建”都是比较抽象、偏重宏观的概念，但在政策实施和运行层面，“共管”、“合建”又是非常具体的概念，涉及很多关键性具体问题。如教育部与省级政府“共管”管什么？“合建”建什么？如何划分双方的权利、责任、义务？如何确定双方的工作边界？高校建设的内容既是现实而具体的，又是相互关联的。如何在高校发展战略规划、建设经费筹措、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具体方面实行部省共管、部省合建？是在高校建设涉及的所有方面，还是只限定在某些方面实行部省共管、部省合建？这些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需要边实践、边总结、边调整。另外，“部省合建”还涉及大学章程修改问题。在14所合建高校的章程修改过程中，如何解决在学校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冲突？
“部省合建”必然涉及合建高校建设和发展的经费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一是教育部和省级政府的经费配比问题。在政策运行初期，有的省级政府给予合建高校较大力度的经费支持，但也有少数省份因为财力有限，经费支持力度并不大。教育部是否应区分不同情况对部省经费配比进行调整，以确保财力有限省份的合建高校获得比较充足的建设和发展经费？
二是经费配置的稳定性和长效机制建设问题。目前，有关省级政府主要根据自身财力配置合建高校的建设经费，是一种政策性配置机制，能否建立稳定性强的、由地方法规和条例保障的经费配置机制？教育部目前主要以“部省合建”专项建设经费给予合建高校经费支持，能否将专项建设经费支持转变为经常性建设经费支持？这些都是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
2.要警惕合建高校可能出现的三种倾向“部省合建”政策的目标，是通过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薄弱地区14所高校的建设和发展，发挥其“增长极”效应，带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提高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对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
要保证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既需要中央政府、相关省级政府的努力，也需要合建高校的努力。当前，要警惕合建高校出现以下三种倾向。
一是满足于“戴帽子”和追求“身份资本”的功利化倾向。“部省合建高校”的确是一顶光鲜的“帽子”，是一块“金字招牌”，蕴含着丰富的“身份资本”。但这顶“帽子”，既不代表合建高校具备了相应的发展实力和水平，也不是对合建高校过去成绩和水平的认定，而是从政策支持角度，对合建高校建设和发展水平提出的一种期望和目标。因此，合建高校应该以此为目标，扎实开展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水平，实现名实统一，做到名副其实。
二是忽视通过自身改革创新求发展的倾向。“部省合建”的目的，在于通过整合资源、政策叠加和政策供给，促进合建高校增强“造血”功能，实现内生性发展。因此，合建高校必须克服“等、靠、要”思想，克服对外部政策和条件的依赖性；必须确立以改革创新求发展的思路，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挖掘内源性资源，走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三是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出现偏移的倾向。2018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谈及合建高校发展目标时曾提出，在不远的将来，要使合建高校能够快速成长为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排头兵”，向“国家队”水平迈进。合建高校需要在正确理解高等教育“国家队”水平的基础上，客观分析自身条件和发展基础，明确办学定位，形成办学特色，避免趋同发展，开展错位竞争。同时，要避免学校服务面向脱离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倾向，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建言资政等方面，聚焦中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需求，加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建设，更好地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要认识到，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就是为国家服务，就是“国家队”水平的体现。（摘编自《高等教育研究》）
不用一把尺子衡量高校，打造“多列纵队”错位竞争
——高等教育分类评价“上海模式”初显成效
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朝哪里走？业界已形成了一个共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努力构建新时期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体系。上海作为国家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发挥着教育改革排头兵的作用，在教育督导工作中坚持创新思路、先行先试，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评估领域探索开展的高校分类管理评价，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上海在高等教育评估方面积极总结成功经验，已形成了可复制的“上海模式”，围绕评价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实践，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督导与评估的“中国方案”贡献智慧。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透露，接下来，教育部督导局将重点推进有序推进分类评估，借鉴上海高校分类评价经验做法，推进新一轮审核评估试点工作。此外，还将出台新政策，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的评估机制。
上海高校形成“多列纵队”、错位竞争发展格局
教育督导与评价改革是一项世界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难题。上海率先在高等教育领域实施了分类评价，产生了良好实效，引导高校形成了“多列纵队”、错位竞争发展的格局。
作为上海高校分类评价改革实践的“先锋队”之一，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介绍，上海大学“基于大数据的教育评价探索”，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大数据平台建设、大数据赋能教育评价改革等方面，介绍了上海大学利用大数据技术深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积极探索，并分享了大数据在学科优化布局、学位点建设以及研究生教育质量控制体系方面的具体应用。
上海理工大学校长丁晓东提出，要从凝练特色，聚焦发展，加快高水平大学一流学科建设；对接产业需求，服务重大战略，推动跨学科创新；以新工科教育改革为引领，培养产业急需人才；推进“破五唯”改革，激发干事创业动力与活力四个方面，分享了上海理工大学在高校分类评价中的实践经验。在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创新发展的探索与实践中，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柯勤飞认为，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出发，以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质量；立足应用技术，提升学科建设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适应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要求的师资队伍、积极开展合作共享的国际交流工作等方面激发地方应用型大学的内生动力和创造性张力。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校长杨力从“立信模式”的基本内涵、历史传承，创新实践、应用成效和未来发展五个方面，他介绍，“立信模式”下的学生培养质量有效提升，社会竞争力明显增强，学校社会声誉显著提升，“立信模式”社会反响显著。关于“立信模式”的未来发展，学校将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坚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心使命，坚定不移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职业教育如何创新制度激发活力？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陈斌从增强强制力、增强保障力、构建科学有效的“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在强化顶层设计，形成四方联动、三级贯通的校企紧密型合作体制机制，践行四个对接，改革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搭建平台载体，构筑产教融合有效支撑三个介绍了如何进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创新与绩效评价。
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迈向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的分类督导与评价”上海教育督导与评价国际论坛上，聚焦“新时代高等教育分类督导与评价”，多所一流高校校长、海内外专家学者、一线教育实践者与第三方专业评估者多方洞见，就研究型高校、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院校评价改革、“破五唯”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国际视野下的国际高等教育评价与质量保障以及第三方教育评价等建言献策。
进行中国国情下的原始创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与评价体系，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海内外专家也纷纷建言献策。
华东师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教授强调了原始创新的重要性，以及原始创新的历史条件与境遇。他从宏观、中观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原始创新的瓶颈与障碍，探讨了如何从管理文化、学术文化和评价项目等角度进行中国国情下的原始创新。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加拿大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许美德教授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可追溯到四书五经六艺的经典研习以及科举考试与古代书院制度的建立。历史是一把钥匙。中国在进行“双一流”建设的征程中，需要发展自己的评价框架，根植于中华文明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向世界开放、吸收和融入国际社会的理念和特色。亚太地区教育质量保障组织主席、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张建新教授指出，建设一个完整的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需要提升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强化高等教育外部质量保障，凸显高等教育信息化和国际化质量，通过“三全”即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建设教育质量文化。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原主任德科·范戴姆教授认为，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技能的需求不断变化，大学学历的鉴别功能正在下降。劳动力市场中的常规技能不断被人工技能与大数据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非常规技能，为了应对上述挑战，高等教育需要加强以批判精神和创造力为核心的21世纪技能的培养。（摘编自《文汇报》）
“不拘一格降人才！”为教育科研评价立“新”建言献策
樊秀娣近日呼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和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不能与学术成果划等号，不能简单地以此来对学者个人的学术成就下定义。给那些没有申报上国家基金课题，或者压根不想申报国家基金课题的教育科研人员多留出些学术发展的空间。各级各类学校定位、基础和学科特点不同，过于渲染各校基金项目数量、金额没有意义，课题申报立项与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等等。针对这些想法，笔者收到许多同行的反馈意见，大家热切希望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建立健全教育科研领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评价体制机制。
破“五唯”，本质上就是要破除教育科研评价与管理中的表面化和形式化问题。就高校申报国家基金课题的角度而言，如果学者科研不只是为了获得国家基金课题，如果各级教育科研管理者不只是满足于点数，如果学者可以为每一个奇思妙想日夜兼程，如果把那些“为花钱而花钱”的课题经费分给每位科研人员自由支配，可能国家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会更加夯实，优秀创新人才和重大原始创新成果会更加层出不穷！
广大教育科研人员期盼“以成果论英雄”的良性竞争环境，希望对教育科研成果开展“本真评价”。所谓“本真评价”，是指对教育科研成果的评价，不唯成果“主人”的年龄、性别、职务职称、学历资历、“帽子”和“门派”等等因素影响，唯成果内容本身。
同济大学法学院蒋惠岭教授说：中国法学会根据上一轮中央巡视组提出的整改要求，也受“后期资助”课题管理模式的启发，改变把“课题申请书”简单等同于“课题研究成果”的传统思维，从2019年起尝试课题的“立项”与“结项”同时进行，这也成为人文社科课题管理“破五唯”的革命性举措。今年我作为评审专家审阅了某一个课题的20份申请书（同时也是研究成果结项申请书）。由于拿在手里的材料不是传统的那种申请书，而是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所以很容易从其中分出优劣了，而不是象以前的评审要在一堆“争奇斗艳”的申请书中“斗智斗勇”“纸上谈兵”，而且生怕被表象所蒙蔽。采用这种管理模式，一是不必在意申报者的“出身”，因为现在的青年学者强手如林；二是不必在意前期成果罗列，因为申报者没有长期的积淀是不可能产出优秀的最终产品的；三是不必担心人情关系。如果有人不服，最终成果是可以拿到桌面上公开“比武”的，而难识真面目的几份申请书如何“比武”呢？所以，很多高校以课题申报立项作为晋级晋职的绝对条件，确有“五唯”之嫌。从中国法学会2021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申报公告看，中国法学会课题采用立项评审和结项鉴定合并方式进行，申请人根据课题指南确定选题后即自行开展研究，以研究成果申请。中国法学会组织专家对符合条件的课题成果进行双向匿名通讯评审，主要对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创新性、规范性、可转化性进行评价。同时，成果形式多样化，包括研究报告、调研报告、立法建议稿、专著、论文，选择其中一种形式进行成果申报。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涂慧君教授说：以自己多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的经验来说，当下基金课题管理中重申请立项轻研究成果的现象很普遍。近年来申请书撰写被培训和“包装”的痕迹越来越明显，但凡是基金申请必称大数据，手机信令等等高大上名词，似乎只要是个研究都要用一些这样的名词和方法。我就想知道，那些不带手机的儿童，老人就可以这样被排除了？说好的儿童友好城市、老人友好社会呢？个人建议扩大基金资助面，减少每个基金资助额度，只要申请书完整就给予立题（类似义务教育减轻考试难度），让新入职的年轻教育科研人员都有课题可做，同时加大完成成果的评审力度，依据成果完成的情况评出一二三等后再资助一部分经费。相信教育科研人员都有强烈的成才意识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广播种，必有获。
笔者认为，要把学界全员对于课题申报的热衷转向课题研究和研究成果发现上来。要把教育科研人员从冗长、繁琐的申报书填写中解脱出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书中的理论意义、实际价值、课题团队、设备条件、已有基础等栏目可以由申报者视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需要填写。不是说这些内容不重要，而是因为每项课题特点不同，有些内容在课题具体实施时也会发生变化，而且许多内容的真实情况专家评委也无从核实。现实中对于这些栏目内容胆大者编得头头是道，胆小者却平添许多烦恼和工作量。眼下国家基金课题申报书撰写辅导班（也有一对一）这么热门和好生意，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金申报中的申报书包装问题严重。其实，在真正同行专家的眼里，花里胡哨的申请书，对于课题研究和成果发现反而是累赘。管理者要把重点转向课题结题和研究成果发现的工作上来，撇开各种预期成果的描述，关注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和贡献，让那些外表粗粝、实质“惊艳”的科研成果得以显现。
当下国内学界亟需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重视科研成果“本真评价”，同行评议必将广泛采用。同行评议制度的精髓是让“学术权力”在教育科研评价中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实行使。遗憾的是，目前一些同行评审专家在评议活动中不是站在独立、客观和专业的立场，而是听命于领导指示，反而使得同行评议变成了“学术权力”让位于“行政权力”的合理合法途径。同行评议的公信力来自于学术共同体成员对各自权利和义务的主张，以及学术规范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监督。要做到这些，首先取决于具有平等、民主两大基本特征的良好学术共同体的建立，这些需要及时补上。（摘编自腾讯网）
[高教动态]
党建引领促发展 对标竞进争一流
蔡乐才在川南片区高校
“对标竞进 争创一流”活动推进会上交流发言
宜宾学院深入贯彻落实省领导关于全省高校“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活动的指示要求和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暨“对标竞进、争创一流”读书班精神，将“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活动作为完善办学顶层设计、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促进学校高质量内涵发展的重要抓手，紧紧围绕“培养创新型应用人才”和“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综合大学”目标，深度融入宜宾高质量建设国家产教融合示范市和厅市共建学教研产城一体化试验区等建设，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坚持党建统揽，构建育人体系，对标提升党建质量
坚持“党建为核”治校理念，对标全国党建示范高校成功经验，实施党建统揽统称和立心铸魂工程，不断强化党建的“育人”功能。一是持续推进党建示范校建设，积极探索党建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形成了“党委统揽发展、党总支推进实施、党支部强化落实、党员争先示范”的党建育人体系；二是优化领导分工职责，解决条块化管理中协调性不够的问题，全方位压实班子成员的育人责任。三是创新和强化配备党建干部配备，各二级学部均配备了1名专职负责“党建+育人”工作的党总支副书记，三级学院院长由二级学部副部长担任，是党员的还要兼任党支部书记，党组织的育人作用不断彰显。四是建立党委巡察、目标督查和教学督导相结合的育人监督体系，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多角度保障落实育人职责。通过不断努力，学校成为了全省第一批“党建示范校”培育单位和第一批“三全育人”试点高校，党建统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得到不断落实。
二、优化机构设置，推进学部改革，对标完善治理结构
为激发基层办学治校活力，持续强化组织机构建设，有效保障对标竞进活动的落实。一是推行完全对接产业链的学部制改革，整合全校10大学科门类的63个本科专业，组建成13个二级学部、28个三级学院；构建“学校、二级学部（院）、三级学院”三级架构，实施以“院办校”为核心的“两级管理三级建设”模式；二是制定了以大部制改革为核心，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提升行政效能为目的的系列措施办法，充分调动各部门展开对标竞进的主动性和协调性。三是实施“校级、部门、学部”三级对标体系，遴选“申硕”“升大”指标、国内应用型高校指标、国际应用型高校指标，实行基本条件指标、大学排名指标、特色发展指标三种建设评价，推动“两级管理三级建设”改革实施。
三、立足人才强校，实施外引内培，对标壮大人才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战略，推进引培结合，有效壮大人才队伍。一是优化人才引进政策。实行博士直接考核招聘和博士编制外聘用制度，提升校内教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支持力度，近两年来共外引内培博士194名。二是实行拔尖人才梯队建设。形成了以高层次人才为核心，以高素质中青年教师为主体的专业人才队伍。同时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内外院士、长江学者、杰青等专家学者和外聘教授233人。三是优化教师分类评价制度，提升高层次人才待遇，保持人才队伍稳定。
四、发挥自身优势，共建共治共享，对标提升服务能力
发挥人才优势，聚焦产教融合，对标融入宜宾市“国家级产教融合示范城市”“成渝双城经济圈科教副中心城市”建设。一是平台共筑，积极融入“学教研产城一体化”发展，联合共建协同育人平台108个、省部级科研平台7个、区县科创服务中心10个；二是学院共建，对接宜宾发展需求，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茶学院、竹学院等，支撑宜宾科教强市战略；三是人才共享。今年组建了300人的“博士专家服务团”，为宜宾三区七县派出常驻博士，服务县域经济发展，为宜宾加快建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副中心提供高层次人才支撑。
五、坚持统筹谋划，寻求优势突破，对标打造特色学科
一是聚焦宜宾产业发展，建强已有的电子信息工程国家级一流专业，更好服务宜宾市智能制造产业。继续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加强9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和其他学科专业建设。二是服务“质量强国”国家战略。立足已有的“质量与标准化”领域的办学基础，对接“质量与标准化”领域凝练专业特色，解决“质量与标准化”领域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生产技术创新等生产实际问题。三是学校将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关键技术领域，加强标准化研究，在宜宾打造西南地区“质量与标准化”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西部“质量与标准化”研究中心等，支撑宜宾质量强市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六、加强对外合作，优化办学资源，对标完善办学格局
对标国外高校，持续推进中美应用技术学院和中德工程学院建设，集成式引进国际应用型办学资源，促进学校整体转型。一是对标吸收国外高校成功经验，形成多学科协同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成建制培养具备国际视野和国际通用技能的本土人才。二是对标国外高校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外籍教师36人，形成了国外高校、国内合作高校、合作企业专家和宜宾学院教师“四位一体”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三是对标国外高校优质课程资源建设，引入96门国际课程，实现优质国际教育资源共享。当前，学校正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对接引入对标的国外高校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国际化办学格局。
开展“对标竞进、争创一流”活动以来，学校已取得一些成绩，但仍存在问题和不足。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落实好“对标竞进”工作各项部署，加大党建引领力度，对一些关键指标进行系统性布局，力求实现学校特色创新发展的突破，为更好服务宜宾加快建成国家级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摘编自宜宾学院官网）
聊城大学：一个“冷门学科”的逆袭之路
“民以食为天”，农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在影视明星、IT达人、自媒大咖、投资顾问、基金经理等“高大上”的职业“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今，农学不受青年人“待见”，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就是在这个报考人数、录取分数、入学报到率“三低”的农学院里，聊城大学农学院畜牧学教学团队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多方面，实现了令人惊叹的“完美逆袭”。2021年9月份，聊城大学农学院畜牧学教学团队被授予“山东省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
人才培养：牢牢抓住“生命线”，复合型卓越人才辈出
“人才培养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更是学科专业发展的生命线，特别是像农学这类不受学生追捧的学科专业，更要用人才培养质量的‘硬实力’说话。”聊城大学农学院党总支书记邢金修介绍，聊城大学农学院畜牧学科从2006年起招收本科学生，2012 年起招收硕士研究生，十几年来，学院从学科实际出发，始终坚持“重视理论、强调实践，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的办学理念，一直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质量”这个“牛鼻子”，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2014年，聊城大学入选教育部、农业农村部、林业部首批“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17级动科专业本科生胡静静，是位个头不大，但精神头十足的小女生。在巨野新好农牧有限公司驻场实习时，就因为不怕脏不怕累，工作积极认真得到实习单位的肯定。2021年研究生考试以402分（英语和政治均为77分，两门专业课均为124分）专业初试第一的成绩进入华中农业大学的复试。复试过程中，又因为综合素质表现突出，获得复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该校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院长赵书红教授（2021年提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在与聊大农学院动物科学专业系主任朱明霞老师沟通的时候，专门嘱咐朱老师“你们再有这么优秀的学生一定推荐给我”。
宋德广是动物科学专业2008级学生，也是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之一。目前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肠道微生物与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本科期间，他认真学习专业课程，积极参与实验课程和实践活动，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校奖学金、优秀毕业生等荣誉。2012年毕业后硕博连读进入浙江大学，先后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研究课题5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累计影响因子30.8。
2010级动物科学专业学生窦录涛，毕业后在梁山某饲料厂任品管员、品管经理。2019年1月自主创办了山东粮缘广进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农作物及饲料等购销，年销售额近亿元，成了远近知名的企业家。
“这些优秀人才的成长，得益于农学院‘3341’复合应用型卓越农林人才模式的探索。”农学院院长郭尚敬介绍，“3341”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在于贯穿本科四年的实践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本科生一年级就进实验室观摩学习；二年级进入感兴趣的教师科研团队，接受系统的科研训练，依托老师的研究方向，主持创新创业项目；三年级开始到企业顶岗实习；四年级重点进行创新能力训练、职业技能实践。
为了给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便利，学院建设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训基地”、“创业模拟实训室”、“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和“创新创业工作室”，积极推进团队教师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很多学生大二、大三就开始以第一作者发布科研成果，仅朱明霞老师一个人就指导学生发表科研论文17篇次。
十几年来，畜牧学学科已经培养毕业生千余名，近50%考取国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院所的硕士生、博士生，整体就业率95%以上，多数已成为技术骨干、专家和管理者等新农科人才。
科学研究：攻破世界级难题，驴科学研究领跑全国
教学与科研，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双引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依托阿胶工业，聊城市位于山东省现代驴产业的核心区域，在全球驴产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聊城大学畜牧学教学团队在驴科学研究领域也有丰厚的积累。为进一步助推当地驴全产业发展，2018年，聊城大学农学院挂牌成立了国内外首家毛驴高效繁育与生态饲养研究院，并敦聘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驴产业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王长法研究员为院长，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集科学研究、产业支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平台。
三年多的时间，以畜牧学教学团队为基础，研究院积极发挥王长法等领军人才的智力优势，对接国内外驴产业科技人才，组建起40多人的科学研究团队，形成了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动物营养与健康生产、智能养殖与环境控制三个特色研究方向，并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在行业内形成了“世界驴业看中国，中国驴业看山东，山东驴业看聊城”的共识，驴全产业的“聊大声音”蜚声世界。研究院获批“山东省黑毛驴高效繁育与健康养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高等学校驴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中心”2个省级研发平台，主持国家级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共25项，编写教材和著作21部，获得授权国际或国内发明专利等57项，制定国家等各级标准15项，发表SCI论文117篇。畜牧学学科也获批山东省高等学校高水平学科培育学科。
怀抱着“将小毛驴做成大产业”的梦想，王长法从省城济南来到聊城，他的目光总是聚焦于世界驴科学研究的最高点。他和刘桂芹教授等主持建立的驴精液超低温保存技术体系和人工授精技术规范，突破了驴精液冷冻和人工授精的世界级难题，填补了国内外技术空白。他牵头15家科研单位，采集分析了涵盖世界四大洲近六分之一的地方驴样品，成功破译德州驴基因组，获得国际首个组装到染色体水平的家驴基因组参考图谱，首次明确了地方驴品种间的特征性分子差异，为真假驴皮及阿胶的鉴别诊断、驴肉品质等性状解析提供了分子依据，为山东省著名的德州驴提供了“基因身份证”，填补了驴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的空白。这项成果发表在2020年12月份的《NatureCommunications》（自然通讯）上，是全国在马属动物研究上发表的最高水平论文。
在今年十月份召开的第七届(2021)中国驴业发展大会暨第二届德州驴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高峰论坛上，聊城大学畜牧学团队三名年轻博士教师、一名本科生荣获中国畜牧业协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其中，由马青山老师指导的2017级黄荣等同学的参赛论文——《驴源肠道乳酸细菌的筛选及生物学特性研究》，是此次大会入选论文中唯一一篇本科生为第一作者撰写的获奖论文。
研究毛驴，也爱上了毛驴。在研究毛驴的过程中，王长法在驴身上看到了一种“执着、倔强”的精神特质，他经常用这种精神去勉励自己和他的团队，鼓励大家树立“顶天立地”的学术导向，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就要持之以恒、脚踏实地地坚持下去，不务虚名，不图虚功，齐心协力把小毛驴做成大产业，以科研创新助力乡村振兴。仅今年以来，团队已发表SCI论文12篇。
社会服务：产学研用一体化 助力“乡村振兴”
王长法一直将“要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铭记于心，并把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加强成果转化和推广，服务乡村振兴，作为科学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年来，团队成员一边执教于三尺讲台，一边忙碌在实验室里，还经常深入农村农户，亲自到养殖场里进行调查研究和技术指导。他们提交的《全国驴遗传改良计划（2020-2035）》等7份建议文稿分别被国务院、农业农村部、山东省政府等部门采纳，为驴产业发展发挥重要的智库作用。
王长法介绍，研究院牵头制定各级标准共26项，构建了高效饲养管理及优质驴制品生产保障技术体系，对规模化驴场建设方案和布局、驴屠宰检疫流程和内容进行了系统规范。这些标准在全国13个省279个场得到示范推广，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主体116家，有力推动了全国养驴业从传统养殖到现代化、标准化养殖的转变。
据不完全统计，在聊城大学畜牧学科的指导下，聊城市建设规模化养驴场207家，带动贫困户脱贫7313户，12671人，人均增收3800元/年，服务范围辐射山东省中西部地区70%以上规模畜、禽、蜂养殖场和90%以上省级畜禽龙头企业。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聊城大学毛驴研究院还积极参与了山东省毛驴产业扶贫模式的国家标准制定工作，推出了《精准扶贫——驴产业项目运营管理规范》。他们总结出的“企业+农户+技术”的运行机制，被农业农村部作为驴产业扶贫标准模式在9个省16个地市推广运行，被中国畜牧协会认定为“中国畜牧产业扶贫优秀模式”。同时被国务院扶贫办选为产业精准脱贫试点推广模式，荣获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
“黑水虻是一种类似蝇子的昆虫，功能非常强大。它可以变废为宝，把污染环境的禽畜粪便、厨余垃圾等，分解成昆虫蛋白和生物有机肥料……”说起自己的研究，李路胜老师就像在解说“动物世界”。他对这项研究的痴迷，可见一斑。他主持的“利用黑水虻处理畜禽废弃物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为我国北方地区困扰养殖业发展的环保问题提供了完整方案。获批2019年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受理专利13项，新发明7项，实用新型技术6项，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科研的高度，决定着教学的厚度和服务社会的广度。专业受冷，但为国育才的初心不冷、助推乡村振兴的梦想不冷。聊城大学畜牧学教学团队在“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积极探索，执着奋进，不断书写着“毛驴精神”的传奇。（摘编自聊城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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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 单 位 高等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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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主编 徐斯雄
副 主 编 田联进 杨跃 范亚林 钟卫 温卉
执行编辑 杨跃 田联进
